在今年5月16日召開的券商創新大會上，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東明在發言中提道：

　　“FICC業務對滿足客戶需求，加快機構經紀和銷售交易業務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國際經驗來看，FICC業務占到投行業務收入的50%以上，是投行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隨著利率、匯率、信用市場化的加速，企業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和國際化進程的推進，FICC業務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市場環境。建議盡快出臺相關指導意見，支持證券公司規范開展FICC業務。”

　　那么，什么是FICC業務？記者致電幾家證券公司咨詢FICC的相關業務，得到的答案大多是該項業務仍在探索中，不知這一術語具體何指的資深證券從業人士也不在少數。而在高盛等國際投行，FICC則屬主流業務：以高盛為例，在“機構客戶服務”（Institutional ClientServices）業務條線內下設“權益”（Equities）和“FICC”兩個部門，整個機構客戶服務部門為高盛貢獻了最多利潤（圖1）。

　　圖1：高盛四大業務條線凈利貢獻
 

　　具體說來，“FI”是“Fixed Income”的縮寫，意為固定收益業務。證券公司固定收益業務一般包括一、二級市場的承銷、銷售、固定收益交易、資本中介等業務類型。其中，承銷業務是指債券及機構化融資產品的構建、承銷和財務顧問服務，產品范圍包括企業債、公司債、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金融債和多元化的結構性融資產品等。銷售業務是以客戶為導向，擔任代理以收取手續費及傭金收入的業務。目前證券公司向客戶銷售的固定收益類產品包括國債、央行票據、金融債、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私募債、資產證券化產品等。固定收益交易業務是證券公司使用自營資金，主動承擔相應市場、信用風險，以獲取固定收益產品的資本利得、票息等收入。而券商利用自身的資本優勢促使客戶交易或向市場提供流動資金的業務即為其資本中介業務。

　　第一個“C”代表“Currency”，即外匯業務。對于國內證券公司而言，這項業務主要包括發行或代理發行外幣有價證券；買賣或代理買賣有價證券；外行同業拆借；外匯證券投資；委托外匯資產管理；外幣有價證券抵押外匯融資；外匯擔保；資信調查、咨詢、鑒證業務。

　　第二個“C”代表“Commodities”，意為大宗商品。在金融投資市場，大宗商品指同質化、可交易、被廣泛作為工業基礎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屬、農產品、鐵礦石、煤炭等。大宗商品主要包括三個類別：能源商品、基礎原材料和大宗農產品，通常不同類別的大宗商品有不同的交易市場。

　　綜上所述，“FICC”合在一起就是固定收益、外匯及大宗商品業務的統稱，屬于現代投行資本中介業務的范疇。目前券商FICC業務的主要范圍包括代理買賣交易業務（包括場內和場外交易），做市業務，以及為滿足客戶風險控制、投資等需求創設相關的金融產品。從代理買賣交易中，券商可賺取傭金；做市交易可為券商帶來價差收入；金融產品的創設也是券商收入來源的一部分。

　　假設一家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從事并購或投資于當地的能源和自然資源項目，金融機構的FICC業務到底能滿足這位客戶哪些方面的需求？帶來哪些附加價值？

　　對于上述問題，一位從事此類業務的外資銀行人士如此描述：

　　“對于資金量大的海外并購項目，企業通常會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并購融資，可以通過發債的形式，尋找最合適的時間窗口，借助過橋貸款進行融資。這其中涉及國內發債和海外發債。國內債券包括發行高收益債券、定向可轉債、定向可交換債等等，而海外發債則分為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發行國際債券。目前海外人民幣債券尚未放開，境外發債是成本較低的融資工具。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借助外資銀行的通道進行換匯，在投資之后，金融機構還要設計企業海外資產收益轉入國內的敞口，提供外匯管理的套期保值政策，比如什么時間操作、在哪里操作、如何確定風險敞口以及確定套保比例是多少，還包括確定套保比例后的套保工具選擇，再到整個人員的配備和決策機制。除此之外，如果企業的投資與大宗商品有關，比如收購銅礦或油田，金融機構還要為大宗商品價格和庫存做套期保值。”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統計，2002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規模增長超過200倍，僅2012年全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成功的案例多達455例，實際交易金額為426.2億美元，通過境外融資進行并購的是158億美元，占37%。

　　在中國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形勢下，在中國金融結構失衡、金融脫媒、利率與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國內證券公司發展FICC業務具有非常迫切的現實需求與重大的戰略意義。

FICC之于現代投行的意義

　　與國內券商FICC業務“萌芽初探”的狀態截然相反，國外投行FICC業務早已發展得風生水起。據Freeman研究數據顯示，雖然近年受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國外大投行FICC業務整體盈利出現下滑，但2013年之前FICC仍然要占到投行整體利潤的70%以上。如2013年，高盛集團FICC業務創造了該公司72%的利潤，2012年為71%（圖2），在2010年，這一比例為82%。摩根士丹利2011年這項數據為77%（圖3），2003年時這一數據為82%。

　　圖3：2011年摩根士丹利FICC業務凈收入占比
 

　　但FICC業務之于現代投行，不僅是大額的利潤回饋問題，而且是現代投行資本中介業務的重要一環，對于締造現代投行全產業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圖4）。

　　圖4：現代投資銀行業務版圖
 

　　從圖4可以看出，現代投資銀行的業務主要包括四大板塊， 首先是投行業務，主要是股票、債券的承銷及兼并收購等方面的財務顧問業務。第二塊是銷售交易與經紀業務，包括零售經紀、機構經紀、做市業務、清算托管、融資融券等證券服務業務；從產品上來劃分又可分為FICC業務和權益業務（股票、可轉債期權、期貨）。第三塊是資產管理業務，根據客戶類型分為私人財富管理業務（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和機構客戶的資產管理業務（AssetManagement）。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主要是根據高凈值客戶和富有家族的投資需求和風險偏好，設計投資組合策略，提供投資咨詢服務，幫助客戶打理金融資產，實現保值增值，與商業銀行的私人銀行業務相似；機構客戶的資產管理業務主要是為機構客戶（包括養老金、主權基金等）提供不同類型的金融產品、投資渠道和投資組合策略，包括股票投資、固定收益產品投資、貨幣市場產品投資以及房地產投資、PE投資等另類投資。第四部分是投資與自營業務，包括二級市場自營交易、私募股權投資、向客戶提供貸款等。

　　這幾部分的業務，尤其是FICC業務對于現代投行的盈利貢獻度，可從高盛2011～2013年各項業務凈收入分配情況看出（圖5）。

　　圖5：高盛各項業務凈收入（2011-2013）
 

　　在高盛各項業務凈收入中，FICC業務的收入是最高的，在2011～2013三年間，該項業務分別占到了各項業務凈收入合計的31.3%、29%、25.2%。高盛的投資銀行業務在全球范圍極負盛名，在交易和自營業務方面，參與做市交易帶來的交易收入頗為關鍵，根據高盛近三年的年報數據統計，高盛這部分收入占交易和自營業務收入的90%左右，其中交易收入主要來自FICC業務的交易收入，占比超過60%以上。這也是為什么高盛在同行紛紛收縮FICC業務時仍然堅持FICC業務的原因，對此，高盛2013年年報是這樣闡述的：

　　“高盛本著對客戶需求負責的原則，無論在產品業務覆蓋范圍還是在地域結構范圍方面，一直處于行業領先地位。面對美國金融機構監管政策的變化和行業客戶量遞減的趨勢，高盛會堅持FICC業務，這部分業務能夠清楚反映高盛基于業務已覆蓋范圍的客戶需求，同時也會帶動相關業務鏈客戶量的增長，在過去的三年里，高盛FICC業務市場占有以30%的數量逐年遞增。高盛FICC業務在為投資客戶提供流動性的同時需承擔風險，所以FICC業務的客戶也是高盛所有業務中消耗資本最多的客戶群體。高盛前瞻性地減少FICC業務中的風險加權資產，并且著重管理風險調整回報。追逐在FICC業務領域的市場收入份額可能導致風險管理疏忽和劣質的回報。高盛致力于平衡風險、收益和回報之間的利益關系，這是高盛一直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和持續為股東提供強勁回報的關鍵。”

　　如果說得更直白一點，FICC業務對于現代投資銀行各項功能的發揮的意義在于：在產品范圍上，FICC多樣化的業務模式可以為不同類型的客戶提供流動性和風險管理功能，滿足客戶在利率、匯率、商品市場的多樣化投融資需求。從業務區域看，國際投行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為客戶提供全天24小時不間斷的外匯、利率、信用等產品的做市服務，FICC業務可以提升商品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增強券商在全球商品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捕捉全球市場的風險套利機會。從服務實體經濟來看，FICC業務可以使證券公司成為資本市場的組織者、產品設計者、流動性的提供者、交易的參與者和對手及風險的管理者，有助于擴大直接融資比例，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求。從金融創新來看，由于期貨市場的標準產品很難滿足大量企業客戶在外匯、大宗商品和利率上存在強烈的對沖和風險管理需求，證券公司可以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和風險偏好通過FICC業務主導金融創新。

銀行搶占先機  券商壓力重重

　　“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大量商品交易和相關套期保值需求，利率、匯率市場化和資本市場開放均對中資銀行的服務功能和業務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通過本次交易，工商銀行的全球市場可借助標銀公眾業務平臺、成熟的業務模式和行業經驗，提升工商銀行在這一領域的業務、風險控制、運營和創新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客戶需求。合資公司將依托雙方股東的資源和優勢，繼續加強風險管理和合規治理，在此基礎上穩定發展現有業務，開拓具有較強收入增長潛力的新業務機會，積極滿足工行和標準銀行客戶及中國客戶對全球商品、外匯、利率、信用、股權交易和風險對沖的服務需求，成為符合雙方股東戰略需要的金融市場業務平臺。”

　　在完成收購南非標準銀行設在倫敦的全球大宗商品和外匯交易業務（“標銀公眾”）后，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如是表示。

　　在某種程度上，工行此舉意味著，當券商面臨“新興+轉軌”的現實需求，著力打造現代投行體系，開始意識到FICC業務對于現代投行的重大意義時，卻發現國內的商業銀行早已搶占了FICC業務的市場先機。

　　如在外匯業務方面，中國的外匯市場從根本上來說是銀行間外匯市場，銀行在其間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目前外匯市場有370多家人民幣外匯即期會員，其中沒有一家是證券公司。此外，銀行衍生品市場準入和做市商準入機制更是建立在即期會員資格基礎之上的，證券公司尚不能開展此項業務，而國內商業銀行在這一領域的業務發展遠比證券公司成熟。

　　在固定收益領域，以工行為例。此前，工行在固定收益業務領域早已有探索并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在超短期融資券承銷業務方面，工行已為數家企業成功發行超過3000億元的超短期融資券，服務過的企業客戶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及中國聯通等。在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承銷業務方面，2011年5月，工行主承銷的第一只定向工具，同時也是國內市場首批定向工具之一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5年期50億元定向工具成功發行；在資金支持票據承銷業務方面，2012年8月，工行主承銷了第一只資產支持票據，同時也是國內市場首批資產支持票據之一的南京公用控股（集團）有限公司5年期10億元資產支持票據項目。

　　再看大宗商品。同國際成熟投行機構相比，國內的商業銀行在大宗商品業務領域本來存在短板，而此次工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大宗商品和外匯交易業務，正好能夠降低重新配備人員、從頭建立學習曲線的成本，有效彌補自身短板。

　　訪問工商銀行網站（工行的FICC類業務基本歸于金融市場業務項下），我們發現，至少從產品線的完整度角度看，工商銀行在此類業務方面的全球化服務能力已經同國際投行并無二致，已遠遠領先于國內證券公司：

　　券商的固定收益業務主要表現為債權一級市場的承銷與銷售業務、債權二級市場的交易業務和固定收益證券衍生品業務。

　　在外匯業務上，根據《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范圍》，國內證券公司不能在國際外匯市場上進行自營或者代客外匯買賣，而且國內外匯業務的參與主體都有嚴格的許可管制。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全國具有外匯經營資格的證券公司有近100家，但絕大多數都是“外幣有價證券經紀業務”（B股經紀），其中具備“外匯有價證券承銷業務”資格的約30家，另有約10家獲得QDII業務資格，從而具備了開展所謂的“外匯”資產管理業務的資格。

　　至于大宗商品業務，中國大宗商品市場主要由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構成。由于缺少明確的政策規定，目前國內證券公司還不能直接參與商品現貨市場，參與商品期貨市場也是剛剛起步，且主要通過兩種模式間接參與：一是收購和控股期貨公司，參與商品期貨的經紀與自營業務；二是IB模式，即證券公司通過為期貨公司推薦客戶賺取經紀傭金。這兩種方式均是以期貨公司為主導的模式，證券公司的參與程度及所獲收入極為有限。

　　據中國證券業2014年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底，國內證券公司僅有少數幾家取得了大宗商品和外匯業務的牌照，目前的業務進度如下（由于涉及商業秘密，具體的券商名字不宜透露）：

　　券商A：該公司衍生品交易部已開始進行黃金現貨合約自營交易，同時申請了上海期貨交易所交易編碼。

　　券商B：該公司大宗商品業務剛剛開展，初期交易品種以銅為主。目前，該公司大宗商品業務剛剛起步，規模數量很小，市場占有率低，不足1%。

　　券商C：大宗商品方面，該公司計劃開展大宗商品自營和代客交易，目前主要推進的業務是黃金T+D自營及大宗商品背靠背代客業務。上述業務在等待中國證監會的批準。

　　券商D：該公司董事會已經同意公司自營業務參與商品期貨交易。該公司目前已制定了相關的業務制度并獲得了國內三家商品期貨交易所的交易編碼。以上相關情況已在所在地證監局進行報備。

　　券商E：取得了上海證券交易所黃金ETF流動性提供服務商資格，開展黃金ETF做市業務；取得了上海期貨交易所黃金自營業務交易編碼，開展黃金期貨投資業務；擬申請上海黃金交易所的自營會員資格。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華安黃金ETF及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易方達黃金ETF提供流動性服務業務；總投入資金超過2000萬元人民幣；市場占有率66.6%。

券商如何分得一杯羹

　　一邊是商業銀行FICC業務已經伸向國際資本市場，一邊是證券業在這一領域剛剛起步。來自商業銀行的競爭壓力和前面提到的券商FICC業務面臨的一些內部和外部問題，給券商FICC業務的發展前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券商欲從中分得一杯羹，其突破口何在？

　　對此，宏源證券并購融資部總經理洪濤認為，國內目前大部分交易業務主要集中在大型商業銀行，這些商業銀行在全球交易業務占比很大，通過全球資產配置，主要涉及固定收益債券、外匯業務及海外的債券業務。而中國證券行業目前普遍存在杠桿率較低的情況，由于中國外匯管制沒有完全放開，證券公司通過杠桿放大的資金，無論是自營還是進行資產管理，然后投資于全球市場的固定收益債券、貨幣和大宗商品等還存在一定的限制。

　　針對國內證券公司FICC業務創新能力普遍不足問題，洪濤建議在宏觀監管層面，監管機構要為證券公司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比如允許證券公司發展有特色的現代投資銀行業務，在市場化的制度框架下，允許證券公司自由設計和交易金融產品，包括標準化的產品和非標產品，分別在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交易，同時監管機構要適當簡化審批核準流程，逐步實現真正的去審批化、去核準化，這一點是證券公司FICC業務創新的突破口。從人才儲備層面，人才轉移與管制放松是相輔相成的過程，如果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和項目政策導向，人才會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轉移到證券公司，以彌補目前人才缺失的短板。

　　的確，券商FICC業務創新突破口的關鍵必須是監管政策的推動和券商自身業務能力的提升相結合。

　　在監管層面，首先，監管機構需要加快FICC業務基礎市場的培育發展，推出相應的基礎產品。引導企業客戶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工具，鎖定收益成本，同時大力培養機構投資者，放松機構投資者在投資范圍、投資策略等方面的管制。進一步放寬境外養老金、慈善基金、主權基金等長期資金參加FICC業務條件等。

　　其次，放松管制并積極支持證券公司開展FICC業務。盡快出臺證券公司參與大宗商品期貨方面的制度指引和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證券公司FICC業務模式和開展措施，使證券公司有“章”可循。鑒于FICC業務對券商自有資金的要求很高，因此，應該放松對券商凈資本的要求，增加券商資產負債表的使用率，拓展其融資渠道，增強融資能力。

　　再者，放寬對證券公司外匯交易和大宗商品業務范圍限制。允許證券公司參與外匯做市和業務交易，賦予證券公司外匯風險管理工具的做市功能。目前市場上的外匯業務主要由銀行開展，遠期結售匯、遠期外匯買賣、掉期和人民幣對外匯期權等風險管理工具的做市業務也只能由銀行進行，但銀行在為企業提供外匯衍生品的同時，其實自身也面臨著風險對沖和轉移問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投資銀行可為客戶提供各種避險工具、進行金融衍生品創新、綜合運用各種金融工具實施風險管理、提供市場流動性等。如果逐步賦予證券公司外匯風險管理工具的做市功能，不但能為市場提供更多流動性，加強活躍程度，也能釋放銀行體系管理外匯的風險。在大宗商品業務方面，監管部門應該允許證券公司進入商品期貨電子盤市場，利用商品現貨和期貨之間的價格變動關系，充分挖掘相關投資套利機會。

　　從證券公司自身來說，應該提升自身業務能力，重塑業務風險控制體系。借鑒國外投行的發展經驗，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循序漸進地推進FICC業務，避免發展過快，脫離實體經濟。針對國內個人投資者占比高的特點，證券公司需根據個人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和資產情況設計出更多特性簡單、投資門檻低、風險較低、收益較為穩定的固定收益類產品，以滿足個人投資者的需求，也為FICC業務帶來穩定的客戶資源。此外，由于FICC業務的程序復雜，涉及業務比較廣，因此，要重塑FICC業務風險控制體系，按風險類型進行管理，嚴格控制風險業務，使其業務開展與公司凈資本規模、風險管理與控制體系、風險管理與內控能力相匹配。
 

　　（本文刊載于《當代金融家》雜志2014年第8期）